2021年是建党百年，也是中国电力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。
1921年，长35千米、电压等级为23千伏的昆明石龙坝水电站送出线路建成。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建万伏级输电线路。来自石龙坝水电站的绿色电力，点亮了昆明市区的部分建筑，也加快了中国电力事业的进程。
毛泽东主席曾在1958年的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中说：“一为粮食，二为钢，加上机器，叫三大元帅。三大元帅升帐，就有胜利的希望。还有两个先行官，一个是铁路，另一个就是电力。”
百年来，电力行业所处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变，但仍然保持着相对领先的身位。这背后，是行业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的自我革命、大胆创新。同时，行业也一直秉持“安全第一”的原则和“人民至上”的初心。
从“供电者”到“低碳社会构造者”
过去百年，中国电力行业的定位多次发生改变。表面上看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经济趋势，但更多的是基于对时代要求的整体和超前考量。
100年前，电力行业的定位主要是供电。1949年，中国发电装机容量仅为185万千瓦、全年发电量仅为43亿千瓦时，电力是绝对的稀缺资源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电力行业有了新的定位：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。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，党中央决定发展电力，为人民政权的巩固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夯实基础。
随着现代化、城市化建设速度的提升，电力与人民生活的关联日益密切。于是，电力的定位从基础产业逐步过渡到“基础产业+公用事业”。
作为公共事业的一部分，电力行业的“家底”着实薄弱。1978年，我国人均电力装机容量相当于一个60瓦的灯泡。而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水平，是人均装机容量1000瓦。
为了尽快增加装机容量，1987年7月，国务院领导在“全国电力体制改革座谈会”上提出“政企分开、省为实体、联合电网、统一调度、集资办电”的二十字方针和“因地因网制宜”的电力改革与发展方针。在一系列政策支撑下，我国的电力开始加速推进。
进入新世纪，随着电压等级逐步提高，电力已经初步解决了短缺问题，并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电能质量的要求。同时，作为“工业的血液”，电力在促进工业领域节能减排中发挥着调控性作用。电力行业被赋予了参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。
在这一时期，北煤南运、西电东送都是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。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举措是“差别电价”机制。在这项机制中，电力成为政策工具，发挥了限制高耗能、低效率产业的作用，促进了全社会清洁低碳转型。
面向未来，为落实“双碳”目标，电力行业的定位再次拓展，即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力化，助力全社会实现低碳发展。这个新定位的内涵是以电气化为中心，实现能源生产绿色化、终端能源消费电力化。今年3月15日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“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”。这个新的提法，实际上就是对电力行业新定位的肯定。
回顾这100年，电力行业一直被赋予重要的使命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、公用事业，到助力社会转型、资源优化配置的行业，再到推动全社会低碳发展的行业。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，电力行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、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。
始终是保证能源安全的“守门人”
尽管定位因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，电力行业的价值观却始终如一，即保证能源安全。
2014年6月1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。要理解这一思想，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，能源发展的前提是什么？我认为是安全。
能源安全的概念全世界各国都有，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保证电力安全、稳定、可持续地供应，防范安全风险，促进能源公平使用。
过去几十年里，保证能源安全始终是党领导下能源行业追求的首要目标，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，而且对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。当下，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，安全仍然是最重要的底线，除了要保证供给，它同时受到两个条件约束：一是绿色、二是经济。
所谓绿色，就是在电力生产和使用的过程中要控制污染物排放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；所谓经济，则是电力的成本在传导至终端用户时是合理的、能承受的。
供应安全、绿色和经济这三个约束，构成了能源发展的“动态平衡”——一般而言，三个条件很难同时都达到最好，因此有人也将其称为“不可能三角”。实际应用时，则是需要根据社会发展阶段，选择不同的平衡点。但“电力供应安全”，始终是三角中最重要的部分。
价值观决定了方法论，电力行业发展的方法论同样是以能源安全为核心，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维度体现。
在生产端，要保证结构合理。
近年来，新能源在电力结构中占比增加。这种变化实现了对能源结构的优化，却也对能源安全造成了影响。在储能技术尤其是电化学储能技术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、成本整体较高的前提下，水电、火电、新能源发电需要打“配合战”，形成多元、合理的结构。如果出现单品种的能源体系，将很难实现供给、绿色和经济的平衡，能源安全也无从谈起。
在消费端，则要实现提效发展、节能优先。
要实现节能，首先要分清能源短缺时代的“限制”和能源充足供应时代“节约”两个概念。限制是在资源长期不丰富，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生活工作需求的时候，不得已需要限制和约束人消费的行动。而节约则是主动减少不必要的消耗。比如在电能短缺时代，不鼓励人们多使用电能而是限制电能的使用。而在电能富余时代，还是要通过不断提高能效，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，减少电能的使用。或者通过制度或者道德约束，减少电量浪费，如随手关灯等。
从能源发展的角度来说，这不仅要改变人们的观念，而且需要机制支持和科技助力。在体制机制的支持下，通过引入技术和自主创新，可以解放生产力，继而开展试点、应用和推广。在过去几年中，光伏、风电的落地和发展证明了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。未来，更多的能源桎梏或将通过类似方式寻找到解决途径。
落实“双碳”目标需要适度超前
引入技术、试点项目，都是让电力适度超前发展的措施。
适度超前不单指借助技术手段，帮助扩大规模，让部分优质产能实现相对过剩，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对产业、经济甚至社会进行合理引导。
这就好比高速铁路。在没有高铁的时候，没有人想到它会给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。有了足够的电，很多产品、产业才会出现。
在电力行业落实“双碳”目标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继续落实适度超前的方针，也需要对适度超前的概念进行深化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上指出，要“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，控制化石能源总量，着力提高利用效能”。这里提到的是“效能”而非“能效”。虽仅一字之差，但意义更深刻。
能效是指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，通俗地说，就是发1千瓦时电要用多少能源，它更看重单点的价值。而效能则更强调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，更看重整体价值。
比如，发1千瓦时电用300克煤是合理水平，如果把煤耗降低到295克/千瓦时，虽然能效进一步提高了，但支付成本的上升可能是指数式增长，整体效能可能降低了。如果煤耗反而增长了5克标煤，即达到了305克/千瓦，尽管表面看似多用了5克煤，但由于提高了煤电机组的灵活性，促进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，总体的效益更大。所以提高效能的要求，是从更广泛视角理解整体利益。
再如，要科学理解单位GDP能耗这类复合性指标的概念内涵，要综合分析“分子”和“分母”的不同结构情况，而不是简单拿中国与国外比，并由此说明差距的大小。以同一家工厂制造的两个质量相同包为例，一个是为大牌生产，包价格可达20000元，另一个价格则是2000元。虽然两者在制造过程中消耗的能源相同，但因为品牌溢价不同，导致单位GDP能耗计算结果差10倍。这种差别本质是品牌的差别即效能的差别，而不是能效水平的差别。
需要超前认知的概念，还包括新电气化指标。
一直以来，人均用电量被当做评判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。但由于工业用电量等其他因素，我国人均用电量最高的省份大多位于西北地区，但这些地方并非经济发达地区。这说明，应该以具有本质性的新指标评判现代化发展水平。
新电气化时代正向我们走来，未来电力还有很大发展空间，新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人均生活用电量大小及占总电量的比重、电力安全等指标，特别是绿色化指标。这样做的好处，就是让电力行业的发展不仅对GDP有贡献，还对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发挥引导作用。
绿色电力的生产和消费，也是低碳社会的基本要求。尽管当前电力仅占终端能源消费的26%左右，但这个比例一定会增加，而且会高于发达国家，因为发达国家终端能源消费中天然气比重比我国要高近20个百分点，所以我国要通过进一步提高电气化水平，实现新的飞跃。在提高终端能源电气化方面，中国和世界主流认识和步调是一致的。
